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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CSR大使:从上海到斯德哥尔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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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嘉宾:瑞典CSR大使Bengt Johansson

 | 《WTO经济导刊》记者 李长海 刘阳   摄影 | 刘阳

 

 

 

    从九月底十月初的来华行程安排看,新任瑞典CSR大使Bengt Johansson颇受欢迎。这次,他来到北京、上海等地,与瑞典驻华使领馆的同事、部分在华瑞典企业的管理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会谈。

一年以前,Bengt还在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,多数时候的走访不出于领事事务所在的长三角地区。作为总领事,他已频繁受邀外出演讲。邀请发出方多是正在开设CSR课程的上海高校,也有部分城市的政府部门。

CSR大使一职设于外交部国际贸易政策司,并不为大部分国家的外交人员所熟悉。但瑞典政府及外交部认为,在国际贸易的政策制定及推广中,CSR重要性愈加凸显。瑞典需要推介优秀的理念和做法,更有必要服务于本国企业,积极地防范CSR风险。

Bengt曾两度担任驻上海总领事,在此期间,CSR逐渐发展为其个人兴趣甚至长项。履新CSR大使以来,这个兴趣点越来越多地交织到日常工作中。从上海到斯德哥尔摩,由总领事转任CSR大使,“沟通、说服”依然是Bengt最为主要的工作方式或办法。

大使要通过与东道国政府等利益相关方合作,搭建平台以促成更利于优化CSR的发展环境。对于瑞典国内其他政府部委,大使要反复询问、商榷,以获知他们对具体议题的看法和做法,形成一整套CSR政策。但要得到真实的反馈,不是总那么轻松,“得坚持不懈”。

大使新近的一项任务是,说服近百家瑞典企业加入“防火和建筑安全”倡议,以督促在孟加拉国的纺织面料供应商切实改善工作场所环境。采访当天,他还与使馆CSR中心的同事们做了长时间讨论,希望找到一些方式,来进一步推进中瑞政府间CSR合作项目。

让企业知晓其应当肩负的责任

《WTO经济导刊》:CSR大使为什么设在外交部?您如何看待该职位的职责和意义?

Bengt Johansson:应该说,CSR事务涉及多个部委,像劳工、环保等部。不过,它与商业贸易的相关性更大。CSR既体现在一国的贸易推广进程,更涉及一些国际协定、观念及原则的制定。这方面,外交部有两个与贸易相关联的职责部门,一个负责贸易推广,另一个关注贸易政策。

对外贸易上,这更明显不过。企业到海外经营时,遇到的问题复杂多样,因而有必要去了解东道国的法规制度、劳工环境和宗教风俗等。也就是说,在走出国门前,企业需要做好充分的功课,再也不能照搬国内经营模式。

今年6月,经合组织的CSR会议上,一些孟加拉国纺织面料供应商发生火灾及房屋倒塌事故,成为一大热点。前不久,欧盟也同孟加拉国政府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。瑞典企业虽说没有直接在当地设立办公室,但粗略地算,大概有100家从当地购买纺织面料。

事实上,非但是孟加拉国,在非洲、亚洲等,政府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,也缺少CSR方面的认知。目前,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协同行动,于2013年5月发起了“防火和建筑安全”倡议。我的职责便是与瑞典企业沟通,说服它们加入这项协定,为之付出相应的努力。

这就是CSR大使所从事的基本工作。简而言之,我要让企业知晓其应当肩负的责任。

《WTO经济导刊》:您此前长期供职于瑞典外交部与上海总领事馆。任职瑞典CSR大使一年多来,对这项新工作有着怎样的感受?

Bengt Johansson:先说明一点,我之前任驻上海总领事时,工作范围很是广泛。不过,CSR已经被列为一项重要的议程。

领事地区有400家左右的本国企业,大多数还是中小型企业。这时候,有很多瑞典企业告诉我们,领事馆是不是可以提供CSR方面的服务,从而帮助形成更可持续的供应链。

我花了很多的时间,用来了解CSR在中国的进展。这很可能解释了,为什么由我接任瑞典CSR大使,因为政府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做。这样看,我所以得到这份新的工作,真得感谢上海,感谢中国了。

担任总领事的时候,我曾经和在上海的瑞典企业家频繁地讨论。很多对CSR感兴趣的中国公众也乐意和我沟通,特别是那些有意教授可持续性议题的大学,经常请我过去讲一讲。另外,有些邀请也来自上海及其他城市的政府部门等等。

我们得坚持不懈,有理有据

《WTO经济导刊》:在国际社会推广本国CSR理念和实践时,瑞典外交部如何与其他政府部门分工和协作?

Bengt Johansson:像部分欧洲国家一样,瑞典外交部同时担负着商务部的角色。对于外交部来说,与其他政府部门形成共同的立场并不十分困难,这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。在很多国家,各中央部门的传统、内部文化有所差别。在斯德哥尔摩,所有的政府部委就在同一小块办公区域。我们时时可以见面,无论在一楼大厅,还是公共餐厅。

这样,我们彼此间的交流就比较便利,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顺畅。要想知道其他部门的真实想法和做法,我们得坚持不懈,有理有据。为了达成共识,外交部会与其他部委反复沟通、商榷。因为,在一些具体议题如纺织业CSR上,各部门的关注点有差别。

这是一星期前,我在一次中国中央企业管理人员CSR培训班上的演讲。这这一期的培训班,由瑞典驻华使馆CSR中心和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共同举办。上面列得很清楚,我们询问消费者事务主管部委,为确保生产加工时的劳工、环境、公平贸易等,你们做了哪些工作?他们可能会反问,为什么问这个?我们的回答是,要拿出一整套消费者信任的CSR政策,这是必要的一环。教育及培训方面,我们可能会询问教育部,瑞典的大学是否开设了CSR课程?理由仍然是,CSR整体政策要求向大学生讲授相关知识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的沟通机制是被广泛认可的,CSR政策也有相应的连贯性。我们在草拟CSR相关的政策或倡议时,需要征求所有部委的意见,无一例外。这也就是英语语境中常用的Inter-service Consultation(内部机构协商)。

这些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

《WTO经济导刊》:近期,瑞典财政部金融市场大臣Peter Norman接受我刊专访时表示,国有企业要成为瑞典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楷模。您如何看待瑞典国有企业履责的亮点?是否有普遍推广之处?

Bengt Johansson:确实,瑞典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。财政部管理着大部分国有企业,外交部也负责管理一部分国有金融机构。需要强调的是,国有金融机构之外,外交部更多的责任在于服务瑞典私营企业。至于怎么做,我们不能发号施令,只能说服企业认识到,履行CSR大有裨益。

政府要求所有国有企业依据GRI报告指南,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。2013年,GRI公布了新版本。瑞典国有企业不用立即执行,可以等到明年。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自由选择关联性强的议题报告。就可持续性发展,政府部长和副部长会逐个与国有企业董事会会谈,每年一次。现在,我们有53个国有企业,也就是每周都要开一次会。

我们务必要确保,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或担保的项目不会违背公众利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,我们要求金融机构做详细的审核,从而确保资金借贷所用的项目达成一定的环境、社会效应。

我认为,这些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。各国的国有企业有很多共性,其商业行为必须透明。国与国之间就如何经营国有企业开展对话,是有益处的。

课堂互动、翻译都会影响培训效果

《WTO经济导刊》:据了解,瑞典驻华使馆CSR中心与我国商务部、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举办了多期CSR项目培训。如何评估并更好地推进这些培训?

Bengt Johansson:在参加CSR中心与中国商务部举办的第三期CSR培训班时,我惊讶地看到,授课方式还相对传统。这是一次长时间的讲座,持续1个半小时,但没有问答环节。我认为,这会使培训效率有所折扣,课堂的互动交流还是必要的。不过,我到南京参加第七期CSR培训的时候看到,教学方式已经有了改进。

在上海,我也发现,授课翻译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损失。每次培训后,我们都会做相应的课程评估。结果发现,中国学员总会给本国老师打最高分,而瑞典或其他国家的学员往往会将最高分投给外国老师。

原因只能是,有些讲课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。因此,上一次在上海举行的培训班,我们就决定只用中文授课。对于非中国籍学员,我们还特别注意聘请那些有瑞典企业工作经验的中国教师。可以确定的是,这些改进措施在起作用,因为后续的课程得到了更高的评分。

我们今天和CSR中心也讨论了一些新问题,介绍了我在瑞典国内的工作经验以及在欧洲与OECD的往来等。CSR中心需要思考新的方式方法,这样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。

《WTO经济导刊》:从CSR合作谅解备忘录到具体项目,中瑞政府在CSR领域合作广泛。今后,这些合作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?

Bengt Johansson:我认为,两国政府关于CSR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。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,来将它们落到实处。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,与驻华使馆同事们交谈的原因。我们通过讨论、总结,看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方法。因为,CSR每年都在快速发展,都有新的话题可供介绍。

举个例子,“冲突矿产”是去年才头一次出现的问题。这些矿石可能含有很多稀土,我们对稀土矿石的使用负有责任。我需要与同事们以及中国朋友会谈,因为可能还会有更多需要深入调查的新问题。既然每年都有新问题,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项目合作中,提出中国决策者感兴趣的议题。

例如,我们注意到,中国政府很关心本国企业走向国外,这是个重要的问题。之前我们提到过,当企业跨出国门时,有很多功课需要做,特别是理解外国文化和形势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,尤其如此。

编辑/李长海  changhai.li@wtoguide.net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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