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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煤炭发展理旧立新向生态转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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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能源保障不可推卸之责,有表里山河不能承受之痛。对山西,千钧使命与切肤之痛并重,推动煤炭产业向“生态环保型”转变势在必行。如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所说,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、刚性需求,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煤炭企业对国家、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。

山西生态欠账并非朝夕形成,无论煤炭低迷时期还是刚刚过去的黄金十年,都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地下水位下降,“千泉之省”其实难副;林草遭到破坏,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几成追忆;甚至出现因煤炭开采而墙崩地裂的个例,举村搬迁者有之。长时间、大规模、高强度、粗放式的煤炭开采,特别是开采后修复治理不到位,让山西本就脆弱的生态不堪重负。

山西生态修复难毕其功于一役,为寻找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之道,山西省煤炭行业曾几经煎熬,不惜壮士断腕。生态修复的步伐且行且加力,沉陷区治理、土地复垦、林地恢复、地下水保护等等,有关生态修复的工程从未停歇。山西省已先后三次大规模实施煤炭资源整合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,煤矿多、小、散、低的格局得以改变。

近几年,我们时闻某地地下水位上涨,也屡见裸露荒山披上绿装。但局部好转难抵累年欠账,山西总体生态形势仍不容乐观。山西省吨煤破坏或影响地下水资源2.48立方米,开采沉陷面积数千平方公里,沉陷搬迁避让治理资金投入需以百亿元计……这些数据揪人心、发人省。排污量大、破坏性大、损失率高,生态修复欠账多、难度大、成本高,山西煤炭产业还没有走出生态困境。

经济与生态协调同步实非易事,却是不得不为之事。

快速发展总要付出代价,鱼与熊掌兼得的捷径难寻,否则也就不会有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:发达国家曾无一例外遭遇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伴生的困境。彼时,他们尚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高污染产业,转嫁生态危机。而山西未能摆脱这魔咒般的曲线,生态问题更无转嫁回旋的余地,唯有引以为戒,背水一战,加快转型。再者,山西省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近1/5,优质稀缺煤种全国占比近半。先不说难改全国能源基地的定位,试问山西经济除了煤炭还能以何为基?不能脱离煤炭谈生态,不能摆脱煤炭说发展。对于山西,“生态环保型”转变本就是篇难做的命题文章。

有前车之鉴、有定位之囿,山西煤炭产业转型还有当下之忧,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称之为“立体性”困扰。生态问题并非唯一存在,与政治、经济、民生等诸多因素错综交织下,无疑脱困难度将会陡增。所幸,山西生态意识已觉醒,转型已付诸行动。

山西煤炭产业的“生态环保型”转变,既要理旧账更要立新规。

理旧账为轻装上阵。经济发展,必须为生态透支和群众损失买单。理旧账重在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,实施矿区生态修复。按照规划,山西省到2020年基本解决采煤沉陷区受灾群众安居问题,并力争提前。今后则要把沉陷区问题降到最低限度,“谁生产谁负责,谁开采谁治理,谁损坏谁搬迁”,把治理责任明确落实到煤炭生产企业和各级党委、政府身上。企业要对矿区生态修复制定规划,细化方案,确定目标,实施多模式修复。新办矿业企业则实行土地复垦费预存制度,留足生态修复资金。

立新规防重蹈覆辙。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不能再走,必须用制度保护生态。今后山西省将严格实施“三个同步”,即所有新建煤炭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项目主体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产。同时,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,通过改革煤炭资源税、价格形成机制,以及市场化手段,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法制化。

新常态下孕育着新机遇,能源革命提出了新命题。“六型”转变,革命兴煤就是时代场景转换下的山西选择。“生态环保型”作为“六型”转变之一,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盼,关系山西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大局。各级党委政府及煤炭企业当为此不遗余力,让富饶山西、生态山西、美丽山西早日从愿景变为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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